对比一下乔布斯和史玉柱，这两个各自国家商界中的标志性人物。
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乔布斯和史玉柱的人生经历就像是同一个剧本大纲拍出的两部电影，只不过更换了不同的导演和时空场景。
两人都是本国知识青年里的佼佼者，脑子好使还天不怕地不怕，早早投身高科技领域创业，并在三十岁左右就达到了事业的第一次高峰。
两人都习惯于蔑视陈规、特立独行，一个永远的黑色套头衫配牛仔裤，而另一个光头红白运动衣。
他俩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敏感，是真正的跨界高手。乔布斯在PC、音乐、电影、手机等多个领域都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史玉柱则在软件、房地产、保健品、金融投资、网游等战场纵横驰骋。
两人都是执著的完美主义者，都能把一个产品做到惊天地泣鬼神。卖了10年的脑白金仍是中国最畅销的保健品，而iPod则占据了数字音乐播放器市场的70%。此外，两人还是洞悉人性的营销天才，只不过一个靠发掘人性的美好赚钱，而另一个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抢金。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史玉柱看起来就要成为中国的乔布斯。从1989年起，他每一年都要推出一款自主开发的产品，从M-6401桌面排版软件、M-6402文字处理软件到巨人汉卡，再到巨人中文手写电脑、巨人财务软件等等。巨人飞快地成长为一个年产值10亿、利润数千万的高科技集团公司，其年度销售商大会更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脑盛会。
几乎与此同时，乔布斯只剩下几千万美元的现金，和两个面临着裁员重组的问题公司，他完全可能成为美国版的史玉柱，比如在加州搞房地产，去拉斯维加斯开赌场，到中东倒腾石油。但他什么都没有干，只是继续掏自己和别人的腰包来支持两个长期赔钱的公司，固执地等着它们出现转机。
某种程度上，乔布斯是幸运的。在美国，他的理想主义总能找到合适的欣赏者，所以他可以咬牙不向现实妥协。像罗斯佩罗这样的前辈创业家愿意签出支票，并与其分担风险。迪斯尼这样的大公司也同意投资给小公司Pixar，让其制作动画长片并参与分成。
而史玉柱之所以蜕变成今天的史玉柱，是因为他发现，做软件公司为他意外地赢得了名声，而在中国，名声就意味着许多新的机会。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史玉柱被媒体和政府发现。为了支持这个高科技楷模，当地政府以不到当时市价1/4的价格给了史玉柱一块市中心地皮盖楼。而在若干位更高层领导的直接鼓励下，他把计划一改再改，从原来的自用变成了商用，从最早的19层变成72层(全中国第一高楼)，预算从2亿变成了12 亿元。
单纯软件业务的回报根本不足以支撑这样高的资金投入，于是史玉柱中断了技术创新，开始卖楼花、运作保健品、搞服装，杀入更加暴利的行业。最后由于宏观环境的恶化，导致整个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巨人大厦从此沦为中国最著名的烂尾楼，直到今天。
有意思的是，1998年，背负着2亿巨债的史玉柱想要东山再起。他又算了一笔账，搞软件虽然利润很高，但市场相对有限，如果要还清2亿元，估计要10年；保健品市场大而且刚起步，做脑白金最多5年。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居然又是对的。
超我 Superego
一个人的性格，会成为他今后命运的指针 吗？
乔布斯，一个私生子，在中产阶级养父母的宠爱下长大，自卑与自大的双重人格。他的理想主义是与强烈的领地意识，以及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混合在一起的。
乔布斯早年的密友丹尼尔科特克说：史蒂夫心中总是装着他的苹果电脑。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内心总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他必须出去闯荡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在苹果电脑早期的发展中，沃兹的技术、马库拉的资本运作、斯科特的管理和乔布斯的远见几乎一样重要，但作为公司董事局主席，乔布斯的个人魅力，让他并几乎独享了上市成功后的光环。
随着创业伙伴们因为各种原因一个个隐退，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才是点石成金的超级人物，可以将个人凌驾于公司之上。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乔布斯的自我(ego)逐渐被本我(id)所控制，他一步步走向公司的对立面，终于被董事会放逐。
那个来自安徽小镇，独自闯荡大城市的青年同样拥有着强大的内心世界，激励他的是一种英雄主义情结。
对于以嬉皮士自居的乔布斯而言，电脑恰好是能帮助他释放旺盛的Libido(欲望)的媒介罢了，但对于史玉柱来说，电脑则是帮助他改变命运的唯一工具，否则他只能像刘震云小说《单位》里的大学生小林一样，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1984年，在乔布斯策划的那则著名广告里，苹果的女模特挥锤砸烂了Big Brother老大哥。在PC世界里，谁都知道老大哥就是IBM。
1990年，身高1米80、体重不到120斤的史玉柱给自己的新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00多年前的刘邦，他在见到秦始皇车驾时的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而另一个叛逆者项羽，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之。
这种自我赋予又被外界不断强化的使命感贯穿了史玉柱创业的前半程。熟读毛选，青年楷模，大跃进式的增长目标，军事化的企业管理，为自己为城市树立一座固化的丰碑⋯⋯
终于有一天，这些使命变成了他再也承受不起的包袱，庞大的巨人分崩离析。三年后，在经历了对人性和环境的彻底反思，一次次自杀的念头和被追杀的恐惧之后，一个完全理性的、成熟的史玉柱回来了。
他彻底放弃了珠海时期的企业文化做中国的IBM，这是非常害人的一个空想，制定了一个很虚的目标。新的文化很直白：说到做到、只认功劳、严己宽人、敢担责任、艰苦奋斗。这是在黄山太平湖，柳传志教给他的。
史玉柱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他坦言胆子越来越小，只做好商人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现实环境里，他找到了正确的生存策略。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负债率低于30%；只做高利润率又不跟政府沾边的生意；既然银行不肯借钱，就干脆参股银行；玩资本财技；跟有合法伤害权的媒体保持恰当的距离又给予充分的好处。唯一遗憾的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乔布斯在荒野中被放逐的时间更长。尽管他的坏脾气改变有限，但他学会了宽容和谦卑，知道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他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iPhone(手机上网)开放平台。
无论乔布斯还是史玉柱，最终都通过克制本我，实现了自我超越(Superego)。
不同在于，两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一个变成了真正的商业梦想家，为了创造未来不惜调动一切资源；而另一个转变为纯粹而现实的商人，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再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 事。
小王国与大盗
其实，道德感与一个人的成功并无太大关系。
在硅谷，与乔布斯的天才同样闻名的是他的傲慢自负、喜怒无常、抠门小气、巧取豪夺、冷漠无情。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的话，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会完全屈服于他的权威，听从他的指令，直到他最终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这些人一样。
但他生在美国，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机制里有种天生的对冲力量。董事会、股东大会、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最终，乔布斯和苹果公司实现了双赢。
在中国，我们没有发明出一套防火墙的制度，能将创始人的个人行为、个人信用与企业分离开。于是，考察企业家自身的道德品质，变成了一件无比严肃又异常困难的事情。
相比大多数国内同行，史玉柱堪称私德无缺。他信守承诺、有情有义、高度放权、慷慨分利，在公司破产之后，其核心团队成员仍不离不弃，甚至拿自己的钱来补贴公司。而他二次创业成功后，主动还债两亿的壮举，也足以表率。
在后来的巨人集团内部，史玉柱甚至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民主管理的小环境。他成立了七人执委会，任何决策都必须多数票才能通过。除了核心产品，日常人财物管理全部放手。
但史玉柱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扮演的却是一个Big Brother的角色，通过排山倒海的营销攻势，淹没一切反对声音。居高临下地制定规则，利用消费者的无知、贪婪与欲望，设计出各种赚钱工具。
史玉柱直言：要一个商人又要赚钱又要宣扬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而视道德为无物、几乎从未在慈善事业上捐出一毛钱的乔布斯，从iMac、iPod到iPhone，他所推动的一切都是在迎接YOU这个消费者主权的时代。过去唯我独尊的苹果，开始走向一种新的理念：用户要的不是技术，甚至不是电脑，而是利益的最大化和体验的最优化。这是不是民主精神在商业里的最好体现？
羊驼
看《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美国生物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谈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14种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有 13种来自欧亚大陆？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牛、马、绵羊、山羊、猪，而不是南美洲的羊驼，成为最终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的牲畜？他的答案是环境。
在商业世界里，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在过去100年中，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少数4、5个国家，而不是剩下的100多个国家，集中产生了几乎所有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创新？几乎定义了所有成功的商业模 式？
当乔布斯在斯坦福的演讲《Stay hungry,Stay foolish》可以影响全世界青年的时候，史玉柱在《赢在中国》里的语录却只能供本土创业者琢磨。
真正的商业天才，在任何环境下都有可能成功。但在某些环境中长出来的商业，就像南美安第斯高原的羊驼，看着很可爱很善良，经济价值很高，但是却无法大规模地繁衍和推广。
美国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给一个理想主义者提供梦想成真的舞台。那么中国梦呢？是不是逼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现实妥协，最终自己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才能成功？
今天，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创业热情甚至比美国更高的国家。但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是一个缺少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垄断资源和与之相关的分配权，资本更青睐与权力结合而非知识，优秀的年轻人希望跻身公务员之列的社会。
那些被乔布斯所激励的创业者们，最终会不会变成为史玉柱的信徒呢？这是一个问题。
